朝阳凤凰山古今名称考辨

常言朝阳凤凰山古称“龙山”、“和龙山”，关于今名由来，又多言形似，我辈因此不解，既因形似凤凰，古来为何又有“龙”称？“龙”、“和龙”、“凤凰”又是怎样定义的？它们在什么背景下发生了更替？现将系列问题的考察与个人发现陈述如下：

 一、凤凰山古今命名追踪与疑问

朝阳凤凰山一名始见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哈达清格所著的《塔子沟纪略》。关于得名缘由，《塔子沟纪略》道：“山顶有小塔一座。小塔左右，有两高峰。建塔之峰，其形少伏，数十里之外，望其左右两峰，如凤两翼。中峰微伏，有塔耸起，如凤昂首者然，因名为凤凰山。”[1]《热河志》、《承德府志》亦秉此说。如《钦定热河志》言“凤凰山，在县属土默特右翼东南二十里，群峰连亘，周九十余里，山椒一塔耸峙，诸峰抱之，如翠凤昂首张翼形，故名。”[2]由上文说法可知朝阳凤凰山得名于形似。然从上述引文用“因”、“故”二词看，有关方志关于朝阳凤凰山的释名，似乎不是现成的说法，反却有论证推测之嫌疑。（另外，清末文人许植椿赋诗凤凰山说“千年石洞号朝阳，因起山名是凤凰” [3]，虽也论及凤凰山之命名，实为文学之臆想，在此不予立说。）既然凤凰山因形似凤凰而得名，那么，为什么在清代以前近一千二百余年的时间里（朝阳凤凰山最早以龙山之名现于史籍，为北魏时期郦道元的《水经注》所载录[4]），它没有被看出“凤凰”的形状，而始终以“龙” 被人称道呢？

据历史看，山有“龙”的称谓当不外乎以下几种原因，一则形似，二则有灵，三则有人主寓居于此（如清代顾祖《读史堪舆纪要》对山水称谓之由来多有记载，可详观）。朝阳凤凰山古称“龙山”及“和龙山”，皆有一龙字，那么，是山形似龙？还是山中有龙？抑或是有帝王出现？至于“和龙山”，史籍交代不清，在此存疑后论。关于“龙山”的来历，清代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于“废大宁卫”篇中论述“龙山在营州东。燕慕容皝时，有黑白二龙斗于此，皝率僚属观之，祭以太牢，二龙交首嬉戏解角而去，因名。其宫曰和龙，以柳城为和龙城，山亦曰龙山。”

    据顾祖禹判定，古龙山之名当为前燕慕容皝所赐。此且不说顾氏将“柳城”直接更改为“和龙城”有悖于历史时序，单论慕容皝为龙山更名一事也是主观臆断。如查阅最早记录“龙山”名号的《水经注》一书，但见慕容皝选址迁都、祭龙赐殿名及建佛寺事，而根本找不到关于龙山得名的明确说法。考《晋书》“成帝”、“康帝”、“穆帝”本纪和“慕容皝列传”，亦可详见上述史实，即：东晋咸康三年（337年），慕容皝僭燕王位，同年攻段辽获阳裕；咸康四年以后始有“阳裕、唐柱等筑龙城，构宫庙，改柳城为龙城县”；咸康七年（341年），“皝迁都龙城”；咸康八年（342年），“起龙城宫阙”；永和元年（345年），有黑龙、白龙各一“见于龙山”，皝因此大悦，“号新宫曰和龙”并“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慕容皝因有感龙山显灵方弃晋号改元称“十二年”[5]，并将宫殿赐名曰“和龙宫”。据此见，龙山并非是与和龙宫一道为慕容皝所赐名的，且从龙城先于和龙宫出现的时序和位序看，龙山名号的存在应该更早。首先，从语言逻辑角度看龙城方位之界定，《水经注》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为福地也（郦道元注“白狼水又东北径龙山西”）[6]，此中“山”与“柳城”显然是故有之地标，故而才能成为龙城方位确立之依据，所以，应该是先有龙山而后有龙城。其次，从中国史书重实录的传统看龙山显灵一事，史籍明确记载是在慕容皝迁都龙城之后，试想龙城之宫殿为此得名史皆有录，何以城邑山川因此有变而史志不载？故龙山、龙城应该是在显灵之前就已经有名，而不是慕容皝迁都后命名的。后有名者，“和龙宫”及“和龙城”也。

    既然龙山之得名非因后来的黑白二龙显灵，以此也就没有了附和一代英主之说。那么，除此之外，推其缘由也只有形似一说了。惜史志不载，盖为前代土著遗名。然而，此说衍生的问题是，朝阳凤凰山古龙今凤皆以其形似，而辨其姿态实在是相去甚远！我辈不禁要问：从外形观，一座山何以亦“龙”又“凤”呢？此中定有蹊跷。

    二、凤凰山潜“龙”寓“凤”之思考

    考文献实调查则发现，关于凤凰山之形似说，如言其合理也仅仅是反映在主峰一带，今山系之西北、西南曰“麒麟山”曰“龙山”者，则实难附会之。

    关于整个凤凰山系之组成，今人谓之三大块（据当时的朝阳市旅游局凤凰山景区寺庙科科长张海波介绍），即“凤山”、“麒麟山”和“龙山”。此处所言之“凤山”，全称为凤凰山，特指山系主峰一带，本文为区别于众说之凤凰山（泛凤凰山系），特简称之“凤山”，（下同）。“凤山”定义的是距离大凌河十几里之外的凤凰山主峰一带，乃近代方志证以形似凤凰之所在；“麒麟山”定义的是凤山西北部近大凌河并沿之迤逦北行的一道高峻山岭；“龙山”则定义的是凤山西南部大凌河西来拐弯处的几座高峰。“麒麟山”和“龙山”皆在凌河水岸，分别以花果山（张海波言其上有20世纪60年代所植“五四”青年林，中有果树，因而有称）两侧的深壑与“凤山”相隔断，如论其位置、外形，皆不能和“凤凰”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麒麟山，从八宝村开始沿河而下，兀然挺拔、缓急兼备，说它是一条龙可谓神韵俱佳，简直让人疑为晋代以来史籍中所载的“龙山”。而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所载之“麒麟山”和“凤凰山”词条的介绍，恰恰也证明了它们本就是两座山。其中“凤凰山”词条写道“在县治河东十五里，有古寺分上中下三处”；而“麒麟山”词条则道“在县治河东二里许，与凤凰山相连”，而且，还明确地记述了麒麟山“依山傍水”有“闻仙洞”，乃“前燕慕容氏父子于龙山之西筑龙城”之“龙山”。至于麒麟之名，《塔子沟纪略·古迹》载康熙年间“出僧人傅宝之口，意以为前山名凤凰，后山自当名麒麟也，遂传为麒麟山云。”《热河志》关于“凤凰山”条的记述将麒麟山同凤凰山归为一脉，视为土人之别名，但亦明言麒麟山“即古龙山”。《承德府志》则承继了《热河志》的看法。[7]由此看，朝阳人对“麒麟山”和“凤山”的区别看待已有三百多年历史了。清时视麒麟山为古龙山之正宗，则应是前代学者据麒麟山之形态对古文献的悉心考证。

    至于今“龙山”，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记之为“天马山”，曰“在城东凌河转弯之东南角，形如天马”，并载“鹅头山，毗连天马山之尾……三家营子之东，形如鹅头”，与今实际地貌吻合[8]。今人称之“龙山”，可谓天马行空乎？不管是否属实，以此可见今凤凰山系及构成，古今之命名习惯皆有取象之倾向。不过，今“龙山”为现代人之俗称，猜测可能由清代“天马”转世而来，与古龙山无关。

    通过上面辨史察形，可令今人得见关于今日凤凰山系的近代构成说中竟存有古龙山之遗说，甚至迟至民国时期，凤凰山系的构成说中仍可见“和龙”的遗号。如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山川一》载“和龙山，在县东三十里，地名‘柏木洞’，有古庙。清同治年又重修古庙，庙内存古碑，五尺许，八角形，自己漫灭，惟‘大辽兴中府咸雍’等字尚可辨识，土人相传为前燕慕容皝行猎之处。”今实地考察，“凤山”之东确有“柏木沟”，其称谓虽与县志所载之“柏木洞”有一字之差，但如从此翻越“凤山”到市区，三十里的距离与县志的记述基本吻合，故二者应为一地。至于县志所记录之土人言“前燕慕容皝行猎之处”，当为彼时土著民的一个知识性错误，联系《辽史》、《元一统记》有辽道宗猎于“和龙”一说，故行猎者应为辽道宗而非慕容皝。既然今日之柏木沟能和辽道宗之行围联系起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柏木沟“和龙山”，当为辽代以来古“和龙山”的部分地段遗存，如近人考据辽道宗狩猎地“麝香崖”、“驻龙峪”等位置时发现凤凰山于元代仍有“龙山”之遗名[9]。

由上调查与考辨，我们可以看到今日凤凰山的三期名号“凤凰山”、“和龙山”、“龙山”，竟然一同惊现于民国十九年《朝阳县志》，这是方志编撰者的粗疏草率，还是地有实情呢？着实值得深思。

    三、凤凰山古今名称变迁分析及史学意义

    恰如辽西、营州、柳城等与朝阳地区有关联的历史概念常有复杂的内涵，其复杂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它们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变迁或不确指。朝阳凤凰山在清代以来集“龙”、“凤”之名于一山，此乱相恰恰也是朝阳乃至辽西地区历史变迁的形象写照。为更好地揭示这一历史进程，笔者通过史籍考辨并实地调查，现将朝阳凤凰山古今名称的使用及相关大事记要首先做一简要梳理，如下表：

    通过上面的辨析看，今日众言之凤凰山最初名“龙山”，其称谓并非是今凤凰山系的泛称，而是有具体的指称。关于古龙山的具体指称和方位，据清人的说法则为距城二里的麒麟山。在前面讨论已经排除了古龙山之得名的显灵说和附会说后，今于朝阳市区北部大凌河西岸远眺，可见麒麟山脉绵亘于河东之形态确如一条苍龙，联系清代朝阳八景之“麒麟涌云”，当见清代遗说有理也。“龙山”现身史籍，因慕容皝及五胡乱华而在历史上名声大噪，但十六国时期，慕容氏对今日凤凰山系的关注和思考依然还局限在山水比德的思维框架内，他们也只是隔河瞻仰了今日麒麟山在白狼水岸的雄姿并将之理解为一种图腾写照，这也正是今人所见古龙山名气虽大却较少人类活动遗迹的主要原因。史录十六国时期龙山上唯一的一处建筑当为慕容皝于祭龙之地建造的龙翔寺，惜今不存；另一处建筑疑为北魏以后在今凤凰山南沟崖壁上雕凿的僧人瘗窟，惜为史志所不载。从上述两处建筑的遗载或遗迹，可见宋辽以前古人对今日凤凰山系的开发和登临也就止步于近河一带。此亦可为麒麟山为古龙山之旁证，又可视为凤凰山作为辽西历史文化名山之文化建设的发端。

    自慕容家族之后至辽代六百余年，朝阳凤凰山在历史舞台上的表现有些落寞甚至沉寂，当它再次现身时则换了一个新的名字——“和龙”。“和龙山”和古龙山究竟是不是一座山？从今人简述看二者似乎可以为一，但从上文所见“和龙山”与古龙山在清代及民国时的并称，可见前代学者已经暗示它们在历史上的区别。纵观《辽史》、《十六国春秋》、《元一统志》、民国版《朝阳县志》与碑碣记载并考以塔寺遗址，足可见辽金元时期的“和龙山”即今“凤山”和今“龙山”之共同称谓。之所以要给它们起一个新的名字“和龙”，除了据“和龙城”一名给予其城东之山重新界定之考虑，还应有辽人对古龙山的历史认知以及对古龙山附近地区进行开发的一种展示，这就是为什么要借用一个已经存在已久并有具体指称的历史概念的原因所在。今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看辽金元时期三代不同民族政权背景下对凤凰山名号的继承，亦可见“和龙”一词绝非少数民族“龙”字发音的衍变，而是对东晋时期汉语词汇的继承。作为由两个语素构造的一个合成词，和龙之“和”字当有实际含义，释其为“和光同尘”也好，翻译成“附和”也罢，皆有从属意味，慕容皝因龙山显灵而命宫阙为“和龙”可为一证。继慕容之后，自觉汉化一直是生活在这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传统，沿用汉文词语亦可视为契丹深度汉化的体现。辽代关于“和龙山”的命名既是对本地区历史的承继，同时也是有意将今日之凤山、龙山区别于古龙山的一种示现。理由之一是，辽人既知“和龙”往事，就不可能不知道“龙山”；“和龙山”有别于古龙山；理由之二为辽代塔寺遗址皆存于今“凤山”和“龙山”地区，前解放军第234医院后身有辽塔遗址，民国版《朝阳县志》记录为“止水塔”[10]，甚至曾现于柏木沟[11]，却无一见于麒麟山，此当是辽人在“和龙”一名上用力的表现。继慕容氏之关切，辽代于今日凤凰山系的开发较慕容氏只是在近河一带的观瞻、驻足有所不同，从“和龙山”一词见其兴趣已经推进到凤凰山深处。向大山深处的行进与辽代皇帝的驰骋畋猎不无关系,但世人沿着耶律氏行猎的足迹掘进到凤凰山的深处去，也反映出山水风光在辽西大地上已经成为一种审美对象和处境寻求，深山古庙、佛寺清幽借着佛教的弘扬已然成为兴中[12]人民追求美与善的心理阐释。

    而“凤山”取代“和龙”，可谓是凤凰山命名史上的突变，此当与明代以来兀良哈蒙古被朱棣册封在辽西一带牧养，致朝阳及附近地区的历史文化断档有关。因为民族语言和文化之隔阂，朝阳地区的蒙古民在山下远眺之际则据自己的观察角度给这座大山又重新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凤凰山。但清初凤凰山之称谓仅限于今山系主峰一带，即前言之“凤山”（可参见民国版《朝阳县志》有关“凤凰山”词条的记载），后来，随着移民的到来以及清人对凤山一带寺庙的整修、翻建以及佛事活动的昌隆，凤凰山一名因而也声名远播，渐渐也就泛化为整个山系的称谓。然要论“凤凰山”一名始于何际？后世虽说始见于清代方志，但由前面有关讨论，当知它绝不应该是清代才有的，如按蒙古族主宰于朝阳一地的时间看，应该是在明代才对。前言麒麟山得名于傅宝之口皆在清初（康熙年间），据此亦可推论今日凤山之得名也应该是在明朝而不是清代。乾嘉以后，随着关内大量移民的陆续到来，汉人才在三座塔周围的残垣断壁上辨识出辽金兴中旧迹，进而又对应起十六国时期的龙城故地，于是，“龙山”和“和龙山”的名字也慢慢地呈现在清代人的脑海里，并渐渐和实际的峰岭有了大体的对应，因而也就有了民国版《朝阳县志》里不同期名称共存的繁杂之貌。清代，蒙汉居民踵辽代后尘，于今凤山和龙山一带从事佛事活动并在康乾时期一度出现中兴局面，但已非辽金一脉，此时的人事已经完全是一个新的纪元了。

    综上讨论，可知“龙山”、“和龙山”、“凤山”在命名之初原非是对凤凰山系的总称，然而，在历史的变迁中，远客及后人不辨其踪，以当时旺号泛而称之，故致其错综。凤凰山古今名称的变迁与朝阳以及附近地区的兴衰际遇，与辽西地区政权更迭、民族迁徙都有密切的关系。朝阳凤凰山的历史称谓，反映出不同历史时期当地居民对这座大山的探索和开发情况，也折射出当地历史居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观念。余凤凰山古今称谓之辨析，对今人更好地解读朝阳乃至辽西地区的历史文化当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