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丁集》：从学习现有理论中掌握学问之道

《园丁集：新结构经济学实验班研习交流实录》 林毅夫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

唐时韩愈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在各门各派的学问中，道是学问的根本，业是道在具体情况下的运用。道如老子所云“玄之又玄”，学者不易把握。古时老师之所以能够经由授业、解惑来传道，在于当时为师者通常一段时间里只教导几位弟子，弟子拜师学习老师所专攻的术业，并经由业的学习来体悟道，师生朝夕相处，老师不时提问以了解弟子对所授之业是否掌握，是否融会贯通，弟子对所学之业有疑问随时提出以求解于老师，在学习交流和日常相处之中，老师经由孔子所主张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适时点拨来启迪弟子对道的开悟。

现代社会为普及教育，授业的方式从传统的师徒制转变为课堂制。受限于课时，课堂教育侧重课业的知识传授。尤其有些课，学生人数众多，师生互动交流很受限制，老师难于为学生解惑，更遑论愤启悱发的启迪。以我在北京大学多年教授的“中国经济专题”为例，一个班通常有四五百位学生参加，每周两学时，课上难以互动，课后交流也不易有效进行。而且，中国发展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现象总是有许多理论可以解释，学生学习渠道多元，每种理论读来都头头是道，孰是孰非？如何取舍？学生对所受之业的疑惑难免时时有之。我自己则常常为有些学生因“一傅众咻”，修完课、考完试就忘了我所授的理论或是临事无法自如应用而感到挫折。

近代以来中国受辱于西方列强。为了民族的复兴，中国知识精英普遍怀有“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西方所以富强一定有其道理，只有诚心学习、努力践行这些道理，才能够推动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复兴。为此，大学教育以西方理论为本，学生需要诵读熟悉，即使论文课也是以用西方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或是用中国的数据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为要求。学生们从言必称孔孟转而以言必称希腊、罗马为傲，在应试教育中“过关斩将”胜出的北大学生更是擅长此道。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理论的前提。自然科学理论的前提不会因时因地而不同，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然而，社会科学主流理论来自对西方社会的经验总结，或为了解决出现于西方社会的问题。出于简约的要求，每个理论只从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量中抽象出几个因变量来建立因果关系而舍象其他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量，那些被舍象的变量就成了每个理论的暗含前提。因此，每个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必然是内嵌于产生这个理论的国家当时的发展阶段和相应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量之中，当那些被舍象的变量发生关键性变化时，盛行一时的理论就会被新的理论所取代。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不管多么盛行，都不是“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中国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变量和发达国家有质的差异，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在西方国家既然做不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自然在中国也难以做到“放诸四海而皆准”。所以，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如果不能从学习现有的理论中掌握学问之道，以提升自己从观察到的现象或问题中了解背后的因果逻辑并自己提出理论来解释现象、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学习的理论再多，也如程颢所言“虽多，亦奚以为”。

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百年不遇的机遇

我于1987年回国，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海外留学后返回大陆工作的经济学博士。在研究探索中国发展转型的现象时，我一再体认到在中国若直接套用西方发达国家盛行的理论来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必然会有“南橘北枳”的局限。因此，1994年我在北京大学创办中国经济研究中心，1995年开始开设“中国经济专题”时，就抛弃既有主流理论，以自己求索理解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上诸多现象问题的研究心得为讲授内容。这些内容时间跨度大，涉及面广，自成一以贯之的理论体系。诸多分析论断，在提出时常常有悖于主流学界的定论，然而一再为中国后来的发展所证实，并且逐渐深化成为这几年我倡导的探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理论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根源。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当然包括我提出的理论，中国又在不断发展。若要使“中国经济专题”这门课有助于同学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要求学生经由这门课的学习体悟到所学之道，并能够从现有理论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蜕变为新的理论知识的主动创造者。如果同学们能够实现这个飞跃，实验班培养能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奇迹所蕴藏的理论创新富矿中创新理论、做到“知成一体”的新时代人才的目的也就能够实现。

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我应邀写了《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祝贺文章。文中指出，每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是一个简单的因果逻辑，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解释现象的重要性。重要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解释重要国家现象的理论就是重要的理论。因此，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国家必然成为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新思潮的大师辈出的中心。那篇文章也预断，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最终实现，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会转移到中国，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大师辈出的中心也必然随之转移到中国。这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学工作者的百年不遇的机遇。

（作者：林毅夫，作者为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