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这是清末诗人易顺鼎在《天桥曲》中对天桥的描述，它准确描绘了天桥在清末及民国时对于北京人的吸引力。彼时，人们来到天桥，不仅可以看戏、逛茶馆，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当然，天桥最为与众不同的，还数这里应有尽有的杂耍表演。
在百余年的时光长河里，一批批民间艺人在这里“撂地”演出，为了生存，他们卖力地打磨作品。不经意间，他们的心血之作，不断充盈着中国传统艺术的宝库。现如今人们喜闻乐见的曲艺和杂技中的曲种、绝技，比如相声、评剧、双簧、快板、摔跤、空竹等，都是从那时的天桥发展起来的。以至于当今的曲艺从业者，仍然受惠于当年天桥的繁盛与驳杂，他们需要不断从历史的回望中汲取养分。
而创造这些历史财富与精神财富的老北京天桥艺人们，却大多数淹没在历史中。他们姓甚名谁、来自哪里、有无妻儿……连当时的人都不清楚，以至于他们只留下口口相传的绰号。这些面目早已模糊的艺人们，在风雨如晦的年月里，过得如何？又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
近日，一直浸润于传统曲艺文化的徐德亮，推出了以老天桥艺人为题材的小说《天桥六记》。他通过六个完整的故事，讲述了不同时期老北京天桥艺人的生活百态，刻画了他们的群体像，也让当今的人们看到了那一方热土上的生活百态，有人性的卑劣与黑暗，也有爱与温暖。但它们并非硬币的两面，对立地存在于不同的人身上，它们甚至形影不离地交织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
在《救母》这个章节里，唱数来宝的聂黑子，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天桥“站住”了。后来又收了一位徒弟叫狗不剩，师徒两人凑凑巴巴地过日子。狗不剩的母亲身体不好，没多久便病逝，悲从中来的狗不剩，用几乎乞讨的方式挣到了一笔巨款：一块大洋。聂黑子起初不想为狗不剩的母亲买棺材，但拗不过狗不剩，最终答应狗不剩给他母亲买棺材，“咱们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地送你妈一程”。
《二道坛门》里，弹弦子的霍青松，被恶霸逼迫得走投无路，打算到先农坛二道坛门西边的一棵古柏树上自寻解脱，但是碰见了一位用音乐救国的年轻人——耳朵先生。耳朵先生用凛然大义以及充满力量的音乐，唤起了霍青松内心深处求生的欲望。
《凤凰三窝》则描述了一位评书艺人面对盛气凌人的日本人时，展现出的民族气节：不卑不亢以及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
前面五个故事，虽然描述的都是老天桥艺人的生活，但北洋政府四处招兵，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相继被残忍杀害，日本人在北京城为非作歹等不同时期的重大事件都有体现。通过一个个普通艺人的故事，小说展现了时代变迁在普通人物身上的无奈与悲凉，以及面对外辱时的悲壮。
因为细致生动的讲述，徐德亮笔下人物的命运，击中了不少读者的内心。有人情不自禁地感叹：假如自己生在那个时代，将会是怎样的命运？
好在，徐德亮在第六个故事《一件大衣》里，让前面那些悲凉的人物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局。当年被师父压榨的狗不剩，被卖给北洋军阀后，几经辗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为负责新天桥建设的盛区长；霍青松在耳朵先生的鼓励下，走上自我救赎之路，当新中国成立后，成立曲艺服务大队入朝慰问团时，霍青松赫然在列，他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给他发一件大衣，为的只是把他的尸体包裹回来。
或许有人误以为这是作者刻意地展现“主旋律”，事实上，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像狗不剩、霍青松一样重获新生的艺人数不胜数，而且就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真的就有慰问前线战士的相声演员壮烈捐躯。
一口气读完这六个故事，仿佛做了一场噩梦：在梦里，那些卑微的、扭曲的、荒唐的故事，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让人痛不欲生。只有当醒来发现是一场梦时，才如释重负。
读罢小说，很多读者不禁会问，如今关于老北京天桥艺人的生活状况，有不少资料提供了非常详实的记录，为何徐德亮还会去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了解老北京天桥的历史，最初正是通过艺术作品了解的：既有张恨水以天桥为背景的《啼笑因缘》，也有老舍先生描写新旧时期天桥变化的《龙须沟》。
在当时，鲜有为小人物立传的史料，正是这些艺术作品的流传，让人们记住了那些再平凡不过的小人物——这就是文艺作品的力量。或许，这也是徐德亮写《天桥六记》的原因。
与张恨水和老舍先生写作小说时不同的是，天桥早已没有了四面环水的水心亭，也没有了嘈杂的龙须沟，甚至无法在天桥感受夹杂着泥土尘埃的五花八门的演出。好在，对于传统曲艺耳熟能详的徐德亮，能通过展现传统曲艺作品的原貌，来还原那个时代艺人们的一颦一笑、一招一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天桥六记》也是了解传统曲艺的一个渠道。
《天桥六记》前面的五个故事，介绍的都是旧时不同曲艺艺人的经历。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能知道当时的数来宝是怎么回事，三弦唱些什么内容；也知道了相声是怎么演出的，说书人有着怎样的气节；也知道了坤书馆里曲艺表演的秘密……
另外，画家李燕、付爱民等人，为这六个故事的主人公绘制了人物画像，也让我们在读小说时，能对老北京天桥的艺人们有更加鲜明立体的印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二道坛门》这个故事结尾处，作者特意对小说中出现的邵飘萍、吉鸿昌等历史人物做了补充说明，并特别申明：“此处不实指名，做小说看，读者未便做考据也。”这从中也能看出写作者内心的纠结，按照艺术创作的规律来说，小说的创作者没有必要对此做额外的说明——因为这本身就是小说，只要符合艺术的真实，足矣。但如此处理，也凸显了他对老北京天桥历史的珍视。他担心读者将小说情节与历史真实一一对应，进而影响了天桥的历史原貌。
好在，在《天桥六记》的最后，徐德亮将这六个故事写成了剧本，人们完全可以摒弃各种纷扰，以一种更艺术的方式，重温六个故事中的人情冷暖。（姜宝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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